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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学考试不合格 全班“留级”半年

发布时间:2018年12月17日09:36:28来源:新华网编辑:杨珊珊 放大 缩小 默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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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德良和学生们在一起。

  张德良

  将满80岁的张德良身体还很硬朗,为了给湛江一所初中的学生做科普,他前天傍晚刚从北京飞到湛江,原以为可以少穿些衣服,但刺骨的寒风还是让他穿上了厚外套。至今,像这样的科普,他已经做了700多场。张德良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。他的老师正是鼎鼎大名的钱学森。“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是科学家的楷模。”60年前,他远赴西北大漠,参加原子弹、氢弹的试验工作。说起钱学森、郭永怀、程开甲等“两弹一星”元勋,张德良依然心潮澎湃。在湛江,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  张德良出生于江苏无锡,他告诉记者,1955年,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回到国内后,周总理安排他们先到全国各地走访了解国内情况,走访中,钱学森被当时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高潮和热情所感动,立刻要求参加工作,1956年他向党中央建议,要建立一所学校,培养我国的高科技人才。

  自掏腰包为学生买计算尺

  1958年9月,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成立(学校1970年迁至合肥),由郭沫若担任校长,钱学森担任学校力学系主任。就在这一年,张德良成为全国学生中的佼佼者,进入中科大力学系学习。

  张德良说,钱学森不仅给学生上课,还定期给学生作报告,每次都座无虚席,甚至清华、北大等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都会慕名而来听课。“每次星期三上课的时候,钱学森都非常的努力,从上午8时一直上到中午12时,没有一次缺席。”张德良说,到了学校之后,他就师从钱学森和郭永怀,学习和研究空气动力学、火箭技术和爆炸力学。

  所有力学系的学生就遇到了学习工具上的困难——没有计算尺。“当时没有计算机,要做计算,就必须要有计算尺,可是计算尺一把要54元,我们这些穷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只有12元,买计算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”学生们的情况很快就传到了钱学森的耳朵里,他二话没说,就拿出了11500元,为力学系所有学生都买了计算尺。

  张德良后来才知道,这11500元是钱学森的著作《工程控制论》所获得的全部稿费和奖金,“这本书是钱学森1954年时撰写的,至今都是工程控制领域的权威著作,钱学森因此被称为工程控制之父。

  1956年,《工程控制论》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,他因此获得这笔奖金。钱学森有句名言‘我姓钱但不爱钱’,他对学生很大方,自己一个公文包用了50多年没换过。”在他看来,钱学森的拳拳爱国之心是科学家的楷模。

  张德良说,为了让力学系的学生好好学习,钱学森还亲自为他们撰写教材和书稿,并指导学生怎样研制火箭,“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火箭小组,这个小组就是专门做一些小模型火箭发射实验的。”

  所有学生延迟毕业半年

  钱学森治学的严格同样让张德良记忆深刻。他给学生们提出了“三严”的要求:严谨、严格、严厉。有一次小测验,一个学生粗心把第一宇宙速度写成了7.9m/s,钱学森第二天来上课,进入教室就厉声责问:“是哪一位同学说的,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7.9米啊?”

  张德良说:“那个写错的同学吓得不敢吭声,钱学森就接着说,‘每秒7.9米,好家伙,自行车都比你快,你还想上天去啊’。接着钱学森又教导同学说,‘你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做大事业的,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马虎,你们一个小数点、一个单位的错误,很可能会造成死人的’。”

  期末考试,钱学森就给力学系的学生出了两道题,并表示:“这是开卷考试,你们可以把书都带到课堂里来,就是不能讨论。”

  张德良至今还记得,“第一题总分30分,是一个概念题,一般能拿到20分左右,但要拿到25分就很难了;第二题的题目是,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,在返回到地球上来,请列出方程,并求出解。”

  “其实这两道题,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找不到答案,大家从早上8时考到12时,没有一个人敢交卷,钱学森说没事没事,大家先吃饭去,吃完饭回来再考,于是我们中午1时吃完饭再考,一直考到下午6时,最后钱学森只能让大家交卷了。”

  张德良说,这份卷子一交上去,钱学森的助教一批,80%的人都不及格,考得一塌糊涂,他们这批学生都是全国优秀学生中挑选出来的,这样的分数几乎每个人都垂头丧气,钱学森为了不打击我们的积极性,把每个人的成绩开方再乘以10,算是我们的最终成绩,“就是如果你考了36分,开方就是6,乘以10就是60分,这样你就算及格了。他这样算分之后,我们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才算通过了考试。”

  张德良说,考试结果让钱学森很不满意。最后他要求这一届的力学系学生都要延迟半年才能毕业,“他说,你们这些学生基础太差了,必须要多学半年,这半年时间,我们做了3000多道挺难的数学题,还学完了一本《工程中的数学方法》,我们没日没夜地学,简直苦不堪言。但现在我们回头看,我们后面能够取得一些成就,和钱学森的‘严格’‘严谨’‘严厉’是分不开的。”

  郭永怀拼死保住数据材料

  张德良告诉记者,钱学森培养的他们这一批学生,毕业后都要投身航天、军工和核试验领域。在毕业前,他得到的消息是派他研究火箭,但真正调令下来时,却是派他去做核试验。在核试验基地,他的领导正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郭永怀。

  “郭永怀和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,是钱学森写信让他回来的,回国后,钱学森非常高兴地对郭永怀说,‘我负责火箭和导弹,你就负责原子弹和氢弹’。”张德良说,郭永怀也是他的老师,在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担任系主任,“他教我流体力学、黏性流体力学。我工作以后,就跟着他了。”

  “今年12月5日,是郭永怀牺牲50周年的日子。”张德良说起郭永怀牺牲时的场景,至今都有些激动,“那时候我们正在做氢弹的研究,周总理让郭永怀到北京汇报工作,但很不幸,飞机在北京上空出现故障,着陆后冲出跑道,整架飞机都被烧毁了。

  后来打开飞机舱门时,看到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,人都已经烧焦了,当人们把他们分开时,大家都忍不住落泪,他们抱着一个公文包,公文包里装着马上要去向周总理汇报的重要数据资料。郭永怀逝世半个月后,我国的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。”

  参加核试验测算冲击波

  “两弹一星的研制,其实汇聚了我们国家上百万人,我们集中力量办成了大事,也让我们国家从此不再害怕受欺负。”张德良说,当时来到核试验基地,他只是郭永怀手底下的“小兵”,负责计算核爆炸之后产生的冲击波。

  “我要计算的就是原子弹、氢弹爆炸产生冲击波的速度、压力等一系列的数据,当时我们离爆炸中心点每隔几十米就安放一个检测仪器,爆炸结束后,再把仪器收集上来。”张德良说,除了地面的仪器测算,当时还有空中的测算,为了保障数据准确,一次核试验往往分好几路人马分开进行测试,最后再将得到的数据绞合到一起,“刚刚去世的程开甲当时也负责一组核试验数据的测试,我们经常要一起开会,把得到的数据交换,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数据测得非常准确。”

  张德良至今难忘1964年10月16日的罗布泊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。沙漠里升起了蘑菇云,人们兴高采烈,原子弹中心爆炸温度高达1000万摄氏度,因此离中心点1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物体都被汽化,他当时安放的很多监测仪器也都被烧毁了,爆炸之前,在中心点做准备工作的人,都写好了遗书。

  爆炸之后,随着气温逐渐变低,原先被汽化的物体逐渐冷凝成了一个个黑色的玻璃球,留在了沙漠上。

  张德良把青春都献给了西北苍凉的大漠上。他说,当时试验区的条件非常艰苦,几乎没有什么蔬菜可以吃,但国家始终优待奔波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。“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,部队亲自在内蒙古打了1000多只黄羊,送过来给我们吃。”

  年过花甲“转行”做科普

  如今快80岁的张德良身体还很硬朗,他没有“三高”,也没有其他慢性病,采访当天给学生上课要爬六楼,张德良的步履还很轻盈。他还是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,他还带了一个博士研究生,等到明年这位学生毕业后,就不再带了。他说,没那个精力了。

  如今,张德良已经把重心放到了青少年的科普上。早在2008年,他就开始到北京市的一些中小学校宣传科普,因为科普做得好,中小学生们爱听,他被吸纳到了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,到现在,他在全国各地已做了700多次演讲。

  因为长期参与航空航天和军工领域的重大项目,到现在,张德良对我国的导弹、火箭、飞船依然如数家珍。

  每次到学校做科普,他都会向学生们介绍我们国家国防科技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。

  当天,正值“嫦娥4号”成功发射,他向学生们介绍,“嫦娥4号”月球探测器将进入环月轨道,并来到月球的背面实现软着陆。

  当记者问他,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跑来给中小学生上课,是否有些大材小用时,张德良回答说:“我并不觉得,让年轻的孩子从小产生对科学的兴趣非常重要,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繁荣昌盛的年代,知识和创新在这个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”(文、图、视频/记者武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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